□朱青龙

近日，在绛州富荣文化园，一份尘封百余年的清代光绪年间的晋商手稿——《西行日记》重现，引发新绛地方文史界关注。

这份由晚清绛州闻喜县儒商名士陈斐然撰写的珍贵文献，不仅详细记录了当年绛太帮（绛州、太平籍）晋商远赴甘肃、青海寻根与经商的艰辛历程，更以第一视角生动还原了晚清时期西北地区汉、回等族群众和睦共处、互通有无的真实图景，为研究晋商发展史与西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提供了罕见的民间一手史料。

儒商之西行  寻根与经世的双重使命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遵照父亲遗命，陈斐然踏上了前往甘肃、青海寻访先祖坟茔的漫漫征途。此行并非单纯家族寻根，更兼具重要的商业考察目的。与他同行的，皆是来自绛州、太平的同乡商人。众人结伴，从稷山启程，一路风雨无阻，穿越潼关、翻越秦岭蜀道，经关中平原、六盘险隘，最终抵达青海碾伯官亭（今青海民和官亭镇）。

旅途之中，陈斐然以儒者之眼观察世情。他不仅逐日记录了沿途集镇的商贸形态与驿站业态，更沿途赋诗感怀，将晋商群体的文采与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商路即心路  农耕与游牧的物资桥梁

在陈斐然的笔下，“商路”就是“交往之路”。日记翔实描绘了晚清西北的商贸盛况：渭北集镇布匹粮食云集，兰州城内皮货瓜果交易繁盛。绛太商号作为活跃在西北的重要力量，将山西的布匹、铁器、茶叶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河湟地区，再将草原的皮毛、药材及畜牧产品运回中原，成功打通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物资流通链条。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清同治年间历经战乱、地方民生凋敝之际，绛太帮商号依然坚守商道，不仅带动了地方市集的逐步复苏，更在当地形成了稳定的经济依存关系。在官亭一带，各族百姓常以粮食、牛羊及土特产抵偿货款，市集自然而然成为各族群众互通有无、情感交融的公共空间。

乡谊与义举  打破隔阂的民间纽带

“乡谊抱团、守望相助”是绛太帮屹立西北商道的立身之本。日记中记载，陈斐然在旅途中偶遇同乡商号掌柜王德顺，二人诗文相交，共同商议组建“同乡义冢互助会”，以妥善安顿客死异乡的晋商游子。此举尽显晋商群体的侠义与担当。

在青海官亭的“德顺昌”商号，同乡商人雷六京的热心肠更是感人至深。他多方奔走，帮助陈斐然寻访先祖旧茔，并因忠厚为人赢得了当地各族民众的敬重，被百姓亲切地尊称为“活佛”。这些散布在甘青各地的绛太商号，早已超越了单纯做生意的铺面功能，不仅成为异地游子落脚歇脚的港湾，还是邻里协商议事的场所，更是连接不同族群的情感纽带。

患难见真情  跨越族群的温情瞬间

漫漫险途之上，一次次不经意的患难相助，彻底打破了族群之间的心理隔阂。陈斐然在日记中记录了多个感人片段：在富平河畔，他被滞留在荒郊河岸，面对汹涌河水，一位赤脚乡民主动涉水而来，将其背负过河；在山洪漫溢的太峪河谷，过往商旅不分籍贯、不论族群，相互搀扶着蹚过泥浆险路；夜宿回民村寨时，主人不计较习俗差异，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商。

陈斐然以极其客观、平等的视角观察当地社会。他在官亭乡间与陈氏宗亲相聚，细致记录了汉、土、番、回民众的生产生活与宗教信仰。在他的笔下，土民勤于农耕畜牧，西番（藏）牧民善骑耐苦，回民村落秩序井然，是对边疆多族群杂居共处真实面貌的白描。

文明的交响  《官亭风土志略》的历史价值

日记中间附有珍贵的《官亭风土志略》。陈斐然将当地居民明确划分为汉民、土民、西番、回回四大族群，并细致梳理了商贸格局的变迁：道咸年间，绛州晋商曾一度垄断地方贸易；战乱平息后，回民、土民纷纷投身商业，最终形成了汉、土、番、回各族共同经营市集，“大杂居、小聚居”的和谐社会格局。

这部手稿还是一部文明交流的实录。中原农耕文化顺着商路向西传播，边疆的民俗风物也随着商旅传回三晋。陈斐然一路登临古寺、考察水利、凭吊古迹，既考证《诗经》古地名，又细致描摹黄河筒车自流灌溉技艺。他将中原的诗书文脉带到了河湟大地，也将西北的风土人情落笔成文，促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双向奔赴与深度交流。

历经数月风雪跋涉，陈斐然最终抵达了先祖经商落脚的官亭。虽然昔日的陈氏祖产已变为堡寨，旧冢踪迹难觅，寻访未果令人怅惘，但他依然坚持走访同乡耆老、拜会地方乡绅，一字一句记下了晚清边疆社会的兴衰起落。

正如文史研究者所言，绛太帮作为晋商的重要分支，在晚清政令难以深入乡野的背景下，以集市互通利益，以邻里缔结情谊，以文化增进理解，在民间层面持续推动了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这部《西行日记》手稿，定格了百余年前商旅互济、邻里和睦的温暖岁月，也再次印证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商贸通，则人心通；人心睦，则家国安。

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