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春燕

暑假整理书柜，从底层翻出一本旧相册。扬起的灰尘扑面而来，呛得我打了个喷嚏。翻开第二页，一张泛黄的初三毕业照映入眼帘。不少同学的面容已经模糊，我却一眼认出第三排中间那个人——中等略带发福的身材，浓眉大眼中总流露出一种坚毅。那是牛旺喜老师，我的语文老师。

15岁那年，我在万荣县南张乡念初三。教室是红砖房，窗户上的玻璃缺了几块，冬天糊上塑料布挡风，风一吹便呼啦作响。牛老师年近四十，走路快，说话也快，往讲台上一站，整个教室都安静了。那时候的我们不懂何为“教育理念”，只知道上他的课，眼睛不够用，脑子也不够用。

他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改笔记。那天，他在黑板上画了一棵树，树根粗粗的，树干直直的，树枝往四周伸，枝丫间空着好多地方。“笔记不是抄我的板书。”他把粉笔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左边记我讲的，右边写下自己的思考。老师给你们树干，空白之处，得靠你们自己长出枝叶。”多年后，我读大学，翻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书，忽然就想起那棵粉笔画成的树，原来牛老师早就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践行着最前沿的理念。

他教我们写作文，用的是游戏的法子。他让班里每个人写一个同学，神态动作越细越好，但不能写名字，由大家猜是谁。课上，一个男生站起来念：“他下了课就跑到操场打篮球，投完篮老爱用袖子擦汗，左边袖口总是脏的。”全班哄堂大笑，一起看后门那个男生，他不好意思地挠后脑勺，左边袖口果然黑乎乎一块。我们在笑声里学会了“抓住特征”。后来，读到鲁迅写白描，读到老舍说“人物的眼睛要会说话”，我才明白那游戏般的课堂里，藏着多么深刻的文学真谛。

1998年秋，央视开播《水浒传》，牛老师号召大家抽空观看。那时农村有电视的人家不多，我们不知道看电视剧跟语文课有什么关系。可每日早读前五分钟，他会留出时间，让同学们交流剧情。开始两三个人举手，后来越来越多人举手，有回因为宋江的选择到底对不对，两个男生争得脸红脖子粗。那些课前五分钟，成了我们贫瘠少年时代最丰饶的时光。鲜活的英雄人物穿过荧屏，住进了黄土坡上农家孩子的心里，也让我明白：文学不只局限于课本，它在每一段好故事里，在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里。

那年正月，南张公社闹社火搭台唱戏，牛老师鼓励我担任活动小主持人。当着全乡人的面说话，我想都不敢想。他说：“怕什么，主持词我帮你改。你放开胆子，就当在课堂上念作文。”那天，我站在戏台上，腿抖得不行，可念出第一句“各位父老乡亲”之后，忽然就不怕了。台下的乡亲们面带笑容看着我，锣鼓震天响，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公开主持，从此不再畏惧登台。后来我写过很多关于故乡的散文，总也绕不开那个冬天。

最让我忘不了的，是我的作文上了《中学生作文报》。习作写的是我母亲，写她下地干活，汗珠子掉在棉花地里。牛老师帮我细心润色，引导我用具象景物替代直白抒情。文章登出来那天，他把报纸贴在教室后墙，每天路过都瞅两眼，眉眼间满是欣慰。那篇作文的每个字我都记得，也让我渐渐领悟：真正的语文教育，是教孩子在粗糙的生活里发现精致的诗意。

再见牛老师，是今年五月的事，他老了，走路也慢了，那双曾在黑板上写字的手布满了老年斑。我上去握他的手，有点凉。我说我是他学生，他立刻叫出了我的名字，说：“写作文好的女女！”我们站在槐树下，没说教学成果，没说获奖荣誉，就说当年那些细碎的事。说谁因为没看成《水浒传》第二天急得跺脚，说谁写同学把人家写哭了又去道歉。说着说着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又想掉眼泪。

如今我站上讲台也有二十多年。我教学生做能“长叶子”的笔记，写人物玩竞猜，推荐共赏好剧好电影，帮他们往外投稿，这些全都是跟牛老师学的。每当学生兴奋地和我分享感悟，眉眼闪亮，恍惚间，我仿佛看见了少年时的自己。批改周记，看到女孩写“语文课像一扇窗”，我在旁边画了一棵粉笔树，寄语她也努力长成一棵树。

合上相册，我把那张毕业照抽出来，看了好久。照片上的牛老师风华正茂，年少的我们懵懂欢笑，无人预知前路。教育大概就是这样——你被一束光照亮过，然后你把那束光接过来，再递给别人。我不知道自己能传多远，但只要有一个学生，多年后翻相册时也能想起我，像我今天想起牛老师这样，那就足够了。

编辑：陈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