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云遗忘的一座楼。

这话听着委屈，其实没有。云天天从我肩头过，我只是懒得追。人们叫我飞云楼，一代又一代，好像我很轻、很飘，随时要拔地而起。其实我动不了，也飞不起来。我的脚是四根巨大的柏木，如定海神针一样死死钉在地上，从明正德年间开始，五百年来，一步也没挪过。我的真名，或许应该叫“咬合”。

每天都有人仰着头，举着手机转圈拍，数我的檐角，数我的斗拱，说我有三百四十五种表情，像一朵朵木莲盛放。其实我没那么多花样，只有一种表情，就是“撑住”。

每当风掠过，我便将力道顺着榫头传给卯眼，再传给柱子，最后传给地底下看不见的、这片土地的根。木头是有记忆的，而且记性很好。它记得明嘉靖三十四年，华县大地震，地动山摇，周围的墙塌成一堆土，我浑身咯吱响，榫卯来回错动，又咬回去，活下来了。它记得清康熙年间那场连下四十天的雨，柏木喝饱了水，肚子胀得发沉，却还是没弯下腰。那些惊心动魄，木头都咽进肚子里了，只肯在梁上留下一圈圈水渍，像一幅慢慢洇开的地图，懂的人一眼就能读出我的履历。

我不吭声，是因为我知道，一开口，裂缝就从嘴角长了出来。我会说话，只是世人听不懂——檐角风铃是我微张的唇，风一拨，就会发出腔声。

我有很多邻居。最吵的是庙门口卖麻花的老头，炸锅滋啦响；最横的是香亭前的石狮子，天天瞪眼。然而，我最偏爱脊刹上那四个站岗的小琉璃人。万荣老乡最爱讲他们的故事，说那是韩信、周瑜、罗成、庞涓，四个绝顶聪明的人，四个栽在心眼儿上的主儿。老乡指着他们跟孩子说：“瞧见没？本事再大，傲气一盛，就得上房顶吹风。”底下哄堂大笑。

我也想笑，可惜我的笑肌是木头做的，一笑就会裂。但我真心喜欢这笑声，不神化，不膜拜。史书叫我“中华第一木楼”，导游讲解时一脸庄严，只有蹲在墙根晒太阳的老汉，一边嗑瓜子，一边随口调侃：“这楼顶上站着的，全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榜样。”

造我的人，早就看透了。他把“克制”藏在“明三暗五”的结构里——外面三层，威风凛凛；内里暗藏两层，是不外露的本事。露一半，藏一半，万荣人的性子就是这样：有能耐，不张扬；有绝活，不显摆；有故事，但偏要讲成笑话。

很多人问我，这么大个楼，怎么一根铁钉都没有？他们不信，总觉得不用钉子，东西就不牢，人心也一样，总得签合同、按手印、上锁。可我就是没用钉子，通天柏木柱、三十二根辅柱、七十二道梁、三百多组斗拱，全是木头咬木头。凸出来的是榫，凹进去的是卯，彼此相让，相互承托了一辈子。铁会锈，会发脆，会突然断；木头会老，但老了也软和，知道让步。

我至今记得那个没留下名字的掌墨师傅。那年秋天收尾之时，最后一道卯，凿得深了些，手一抖，木屑飞起来，在他袖口沾了一层。他停了一下，没换料，就那么卡进去。现在登临东北角第三层，还能摸到那道浅浅的歪痕，上面留着他拇指腹老茧的形状。

那枚指纹，是他们那一行的箴言：人这一辈子，多半是锯落的刨花，看着热闹，其实都是碎屑，但只要腰杆是直的，不用一颗钉子，也能站成风骨。

我和应县的木塔是笔友。我们没通过信，但抬头看星星时，便知道彼此安然。它在北，我在南。它敦实，像一块巨大的镇纸；我张扬，像谁把笔墨甩到了天上。人说它是楷书，一笔一画，端端正正；我是草书，飞白连连，恨不得把笔锋甩出去。也有诗人说，它是禅师，端坐北域，苦修，闭口，不言；我是少年，站在晋南，衣袂翻飞，还想飞。我想想，也对。它替北方挡风雪，一声不吭；我替河东接流云，云从龙门飘来，我轻托住，再放走。我们无需见面，只要两座古木高楼还站着，华夏匠人的精气神就没散。

今天又有游客问导游，能否登楼，为何不增设电梯？

他们不懂。我不是景点，我是一件正在进行的事，是一次漫长的屏息。当年造我的人，没打算让我被人踩在脚下登高望远。他想让人站在地上，抬起头，看见“高”本身。仰视，才能懂什么叫飞。真正的壮观，是发自内心，而非踩着台阶爬上去、俯视众生得来的。

我见过太多人，来了，咔嚓两张照，发完朋友圈，便急着奔赴下一站。没关系，我习惯了。我就在这儿，继续屏着那口气，等着——等一个愿意抬头看斗拱形状的人，等一个听得懂风铃声的人。

傍晚最好。夕阳斜照，把我层层叠叠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只巨鸟收拢了翅膀。钟敲过，庙里安静了下来，只有扫地的沙沙声。

一个小姑娘被妈妈牵着，慢慢走到我跟前。她没仰头惊呼楼高，只是蹲下来，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木柱。她怕碰疼我。

孩子的掌心是热的，那股热顺着五百年包浆的黑漆，慢慢渗进去，像一滴水掉进干涸的河床。我那根被柏木紧紧裹住的骨头，忽然被烫了一下。那不是疼，是苏醒。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要飞起来了。不是楼身在动，是身体里那口气，终于吐了出来。头顶的云，慢悠悠又飘回到我肩膀上。

原来云没忘。它只是等了五百年，等一双手，来牵我。

□晓寒 张海萍

编辑：王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