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从未照过相，因而不知自己婴幼时的模样。人生第一张黑白照片，是在小学三年级拍下的。

我就读的村办小学依沟而建，院落里错落着几孔土窑洞。朝东两孔分作高低年级教室，朝南一孔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还有一孔半截小窑，专门堆放冬天取暖的干树枝。院子中央有一座水泥浇筑的乒乓球台，砖块垒起简易球网，没有球拍，裁一块三合板，就能让我们玩得不亦乐乎。沟边的土墙旁立着几棵挺拔的钻天杨，课后我们最爱的游戏，就是捡拾落叶比拼叶柄的韧性，简单的快乐填满了整个童年。

初春时节，我依旧裹着厚重的棉衣棉裤，戴着老式火车头棉帽，和同学追逐奔跑片刻，便会浑身冒汗。母亲总叮嘱我，出汗万万不能脱帽，要等汗透风干才行，否则极易感冒。我对此深信不疑，热得难耐时，就揉些废纸团垫在衣帽与身体之间，勉强缓解闷热。

一天下午大课间，我正看着同学们在院里嬉闹，校门口忽然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一名身着灰蓝色中山装的陌生男人走进校园，自行车后座的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他笑着询问老师的去处。我们一群孩子簇拥着他，叽叽喳喳将他领到老师的窑洞门口，全都围在门口好奇张望。直到老师出声驱赶，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散开。

不多时，男人走出窑洞，提着帆布包走到杨树下，展开一大块白布，用绳子牢牢拴在树干上。看见悬挂的白布，同学们都欢呼起来，误以为是要放电影。我站在一旁半信半疑，凝神盯着那块白布。这时老师走来，让全体同学回教室集合。

我坐在教室里，悄悄朝外张望，只见白布已经挂好，布面上印着蓝天白云，还有一架红蓝配色的飞机，机身两侧缀着红五星和三道杠，布面中间留有开口，人从后方钻进去探头，远远看去，如同亲身驾驶飞机一般。

随后老师告诉我们，这位师傅是走村串户的照相师傅，单人拍照一块五，三人合拍每人五毛。彼时普通工人月薪仅有三十元，一块五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开支，寻常人家极少舍得专门拍照。年少的我们不懂养家不易，没和家人商量，便纷纷排起长队等候拍照，老师在一旁认真登记姓名。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照相机，精致的机身布满规整的按钮，镜头洁净透亮，拍照时清脆的“咔嚓”声格外悦耳。终于轮到我时，厚实的棉帽卡在布缝处十分不便，我情急之下猛地抬头，“嗤”的一声，飞机造型的白布被扯出一道口子。我瞬间慌了神，手足无措。好在照相师傅连忙安抚我，用小别针细心缝补好破损处，还贴心地帮我调整好棉帽，让我顺利完成拍照。

傍晚回家，母亲坐在炕上纺棉花，我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兴致勃勃地跟她讲述拍照的经历。母亲没有责怪我的自作主张，只是停下手中的活，一分一毛凑齐了照相钱，用纸包好夹在我的语文课本里，叮嘱我次日一早交给老师。

几天后，照片发到了手里。我捧着黑白合影反复端详，满心欢喜。照片里我戴着厚重的棉帽，挤在同伴中间，穿着洗得褪色的中式黑棉袄，圆乎乎的脸上满是稚气与自豪。这张简陋的照片被我视若珍宝，每晚睡前都要翻看许久。那之后好几年，我都没有再拍过一张照片。

时光匆匆，转眼迎来初中毕业季。毕业合影那天清晨，同学们齐心协力，搬来课桌木凳，在校园晨光里搭起错落的拍照台。大家有序落座站立，师生的青春模样，随着相机快门声被永久定格。这次合影，再次勾起了我拍照的心愿。为了省钱，我打算和三位同学拍四人合影。我提前在作业本背面反复勾勒修改，敲定了专属的拍照造型。随后专程跑到镇上唯一的国营照相馆，问清价格尺寸，又向亲戚借来画板、画册、笛子等道具，一切准备妥当。

考完试的毕业时光格外松弛，晚自习教室里热闹松散，同学们或是闲谈，或是互写纪念册。我和提前约好的三个同学对视示意，一同走出校门，前往照相馆。值班的中年摄影师看着略显严肃，他接过我手绘的造型草图，很快便领会了我的意图。他熟练调整灯光与座椅，逐一安排好我们的姿势，用黑布蒙住头和相机，一声叮嘱后，闪光灯骤然亮起，合影拍完。

照片布景清新雅致，晴空流云、拂柳长桥、迎风红旗尽收眼底。四个少年身姿挺拔、笑意明朗：我端坐前排手持画板，似在写生观景；身后两人并肩翻看画册，悠然惬意；一旁的同学手持竹笛，好似沉浸在乐曲之中。

岁月辗转，无数童年琐事都在记忆里慢慢模糊，唯有这两张旧照始终清晰如初。它们定格了我质朴的少年模样，也留存着纯粹的同窗情谊，每每翻看，年少的温暖与美好，便会涌上心头，岁岁珍藏，从未褪色。

孙保民

编辑：王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