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保民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核心研究对象。它通过著录、考证器物铭文与碑刻文字，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是探究华夏历史脉络的重要学术源流。

金石学作为中国古代“证经补史”的独特学问，与新绛（绛州）这座千年古城的深厚底蕴交织共生。本文将追溯这门古老学科的源流，探寻新绛在历史长河中的金石文化根基。

《绛帖》（资料图）

金石学与新绛的千年渊源

金石学萌芽于东周，至北宋成为独立学科。欧阳修编纂《集古录》，首创金石著录体例，成为金石学开山之作，开启了以金石证史的学术传统。

赵明诚与李清照夫妇合著《金石录》，集金石研究之大成；清代乾嘉考据学兴盛，名家辈出，推动金石学研究达到历史顶峰，成果斐然。

碑刻铭文“补史之阙、正史之误”，不仅是书法艺术的宝库，更是研究古代典章制度、社会风貌、文字演变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新绛，古称绛州，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其“控带关河，翼辅汾晋”的地缘优势，造就了北方金石遗存的富集之地，文脉千年不绝，见证了三晋大地的历史沧桑与文化积淀。

先秦时期，晋献公迁“故绛”，晋景公定“新田”，确立晋国霸业根基，开启三晋文明之源，留下早期金石雏形。

唐宋时期，设绛州为河东重镇，宰相驻节，文人荟萃。王之涣、范仲淹等留下诗篇，碑刻书法艺术达到鼎盛。

明清时期，领五县，为晋南商贸文化中心。地方志载“绛之金石至为繁颐”，碑碣、造像、墓志遗存丰富。

纵观古今，从《绛帖》摹刻到现代考古发掘，金石学研究薪火相传，成为解读晋文化的重要实证史料。

《绛帖》：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书法史

《绛帖》与《淳化阁帖》《大观帖》并称宋代三大名帖，是其中唯一的民间刻帖。它不仅是书法艺术的载体，更是一部镌刻在石头上的文化传承史。

北宋年间，尚书郎潘师旦于绛州摹刻，以《淳化阁帖》为底本增删而成二十卷。其选材精审，镌刻传神，开启了民间刻帖的先河。

潘氏故后，帖石分于二子。长子卷帙没入官库成“公库本”，幼子补刻成“私本”，由此形成了《绛帖》版本的两大源流。

金代崇庆初年，高汝励据“公库本”重刻为十二卷“新绛本”。此本非伪作，实为对宋本原貌的忠实传承，极具历史价值。

《绛帖》凡二十卷，上溯仓颉古史，下及唐宋名家，虽以《淳化阁帖》为蓝本，却增删取舍，融入颜真卿、张旭等唐贤名作，兼具庙堂法度与民间审美，自成一格。

《绛帖》摹刻精良，“骨法清劲”是其本色。所录王献之《冠军帖》笔势流宕，尽显晋人潇洒意趣，将宋代尚意书风的审美追求诠释得淋漓尽致，为后世之典范。

《绛帖》的出现，打破了官刻法帖的垄断格局。作为民间刻帖之翘楚，它以石拓为媒，让珍贵法书走出深宫，飞入寻常百姓家，极大地推动了书法艺术的普及与传承。

《绛帖》不仅是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更是研究宋代刻帖工艺与书学演变的重要实证。其留存的金石拓本，至今仍是考镜源流、赏鉴书艺的重要依据。

故宫博物院、新绛县图书馆等皆藏有《绛帖》的珍本。其中，新绛县图书馆馆藏的明拓十二卷本《绛帖》，更是定级为国家二级文物，承载着千年书法的厚重记忆。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绛帖》已推出10余种版本，总发行量超1.5万套。这些典籍跨越地域与时空，成为书法爱好者临摹研习、学者考据研究的重要范本，让古老碑刻焕发新生。

新绛县启动《绛帖续编》工程，收录自宋徽宗至当代沈鹏等90余位名家墨宝，由中华书局精心校订，即将付梓。此举将千年书法脉络绵延至今，续写一部鲜活的石刻书法通史。

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