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战生

笑话，人人喜见乐闻，是人生一剂“不老”的祖传秘方。“笑一笑十年少”，可见“笑话”对人们的精神提振作用，比人参、鹿茸、灵芝、冬虫夏草，还要灵验。

笑话文化，虽非华夏独有，但万荣尤其出彩。其诙谐幽默，自然天成；娱乐大众，富含哲理。乃人生的经验积累、生存智慧，亘古流传，熠熠生辉。生活中哪里有万荣人出现，就会响起一片笑声。

万荣是“笑的王国”，其人是“笑的天使”。在这里，随时随地，都可以遇到令人忍俊不禁、哑然失笑的人和事，从而叩开沉闷的心扉，激荡起笑的涟漪。

万荣由原万泉、荣河合并而来。万荣人气质独特，“zèng气”十足。然而这“zèng气”究竟是什么东西？也许外人很难理解，亦很难界定。但万荣人却有自己执着笃定的信念，那就是“诗在远方”，“笑在当面”，坚定不渝地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歌，把大爱化作笑声，激励自己，感化别人。为此，他们还特别在闫景村（李家大院北侧）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万荣笑话园”。

步入园内，一连串的达人乐事，会让你笑破肚皮，使你明白：世界真奇妙，竟然还有这么多的聪明智慧！若能细心揣摩玩味，大而化之，一定会脑洞大开，感悟人生。

其实，万荣“zèng气”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厚重的地方文化积淀，再加上先天开朗乐观的性格使然。它是一盅香茗、一杯美酒、天赐尤物，好似“合浦之珠”“荆山之玉”“垂棘之璧”，无论怎样把玩、回味，皆余味留香，其乐融融。

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有座后土庙，庙内一楼顶天立地，巍然矗立，这便是名扬四海的秋风楼。斯楼东“瞻鲁”，西“望秦”，托地傍水，文脉绵宕，气象万千，真可谓“千寻嵋岭横天亘，一曲黄河卷地来”。

秋风楼是万荣亘古标志性建筑，得名于汉武帝刘彻所赋的《秋风辞》。千古一帝，万世一辞，彰显了“秋风楼”的历史文化厚度，魅力无穷。史载，汉武帝曾四次亲临秋风楼祭拜后土，并形成制度，“汉法，三岁以祭地于河东汾阴”。此后，汉、唐、宋历代帝王，无不循例躬身前来祭祀后土，祈福五谷丰登、国泰民安。

然而，关于此楼的身世，却一直扑朔迷离，难下定论。不过，《万荣县志》载：“汾阴后土祠（庙）者，乃汉武帝时所作也。”一语道出了端倪。

泰山封禅，是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大典，而汉武帝又特别在后土祠设置了“扫地坛”，并金口玉言，吟诵了流传千古的《秋风辞》。

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秋风辞》在“宝鼎”四周久久回荡，连汾阴脽也绽开了芬芳。何为“汾阴脽”？《水经注》释：“有长阜，背汾带河，长四五里，广二里余，高十丈，汾水历其阴，西入河。”唐颜师古稽考：“因其地高起，如人尻脽而名之。”

千年沧桑，遭风雨侵袭，河汾冲刷，汾阴脽高岸危崖，时常坍塌，秋风楼亦随之不断迁建，仍芳华依旧，胜景延绵。

古时，鼎为国之重器，鼐为鼎之大者，故夏禹铸九鼎以象天下九州。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后土祠脽出土上古青铜宝鼎，汉武帝视为祥瑞，改年号为元鼎。唐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李隆基亲临汾阴祭祀后土，修葺后土祠时，又挖出两尊青铜古鼎，因此改汾阴为“宝鼎”。出宝鼎，又有名楼，实乃造物所赐洪福之地。

“解店有座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究竟有多高？万荣人用一个笑话来形容：有位生活困顿、郁郁不得志者跳楼轻生，他大喊一声，一跃而下，直到饿死还未落到地上。

解店，是万荣县城的旧名，飞云楼是城里的名胜。相传，该楼唐贞观年间即有之，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依然唐韵悠悠，古貌犹存。

飞云楼整体为木结构，不用一颗铁钉，唯以榫卯套扣，环环吻接，天衣无缝，非常稳固。其特别之处，是靠四根各长15.45米的通天大柱，支撑整个楼体，赫然挺立，直达顶层，非常壮观。

明三暗五，是该楼的又一特色。从外表看，楼为三层，进入楼内，缘木梯而上，却突然发现，竟有五层。飞云楼建筑奇特，气势宏伟，与晋北应县木楼比肩齐名，素有“南楼北塔”之誉。

万荣地处土塬之上，在过去的年代里，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为了感动上苍普降甘霖，其乡民在孤山西麓的槛泉寺里，建起了一座“旱泉塔”。

此塔建于大宋宣和二年（1120年）。相传唐时有位僧人住在槛泉寺里，因山上缺水，十年如一日，每天都要下山挑水，供香客饮用。他的善举感动了龙王，龙王化为一只玉兔，日夜不停地在刨土寻泉，不久便有清水汩汩冒出，人们把它叫作“兔刨泉”。

为了保住泉水长流不息，人们在寺里建起了“旱泉塔”。如今，寺庙早已荡然无存，而“旱泉塔”却仍巍然挺立如故。

古往今来，中国的碑刻文化璀璨夺目，独一无二，享誉世界，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

万荣所藏古代碑刻丰富，珍品迭出，极具研究价值。其中最有名的，当然要数“秋风辞”碑。此碑现存两块，均保留在秋风楼里。第二层的一块，嵌在楼内北壁上，碑体完整，系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所立，由知府戴儒珍题跋，夏县耿荫樾书写；藏在第三层的一块，破裂缺左上角，用木框固定，仍可供游客拜读。

“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安放在庙前村后土庙里。此碑由宋真宗赵恒御制、御书并篆额，碑文记述他循例来到汾阴，在后土庙举行盛大的“郊祀封禅”活动，并盛赞“二圣”（即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炅）的丰功伟绩。

中国古代碑碣如林，颂歌如潮，但碑文几乎全由大臣、文人士子所撰，像宋真宗这样自撰碑文的皇帝，真如凤毛麟角，十分罕见。有人戏称“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为“皇帝之碑”，倒也不无道理。

宋真宗距今已逾千年，这样的碑刻能完整无损地保存到现在，实属不易。它为我们研究那段风云历史，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文字资料，弥足珍贵。

贤良辈出，人物荟萃，显示了万荣的社会繁荣，人文之胜。

张仪，出身平民，却凭他的聪明才智，超级“舌辩”，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影响天下大势的纵横家。当初，他在楚相家当食客，因被怀疑偷走了相爷的一块宝玉，险遭打死。脱离困厄回家后，妻子劝他不要再读书游说了，他却反问：“你看我的舌头还在么？只要舌头还在，荣华富贵就离我们不远了。”

当时，秦国经商鞅变法后国势强盛，不断东侵，觊觎天下。其他六国面临危机，画地为牢，竞相自保。张仪瞅准时机，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六国，纵横联盟，共同抗击西秦的虎狼之师。

然而，张仪的纵横之术，并未引起重视，各国依然我行我素。于是他反其道而行，跑到秦国推行“连横”，就是利用各国君主的贪心，挑拨离间，使他们互相猜疑，攻讦不断。

张仪在秦为相四年，以其连横大计，攻取了魏之陕（今河南陕州区），筑起了上郡寨。其后，又不断发兵，占领了魏之曲沃。

战国时期，南方的楚国日益强大，成为秦国的劲敌。张仪日夜思谋削弱楚国的势力。他跑去对楚怀王说，秦愿把商于（陕西的商洛市商州区一带）六百里之地，割让给楚。楚怀王信以为真，就让张仪当了宰相。

后来，秦国自食其言，出尔反尔，只给楚国之十里土地。楚王大怒，发兵进袭秦之蓝田，结果大败，无奈之下只好反献两城讲和。楚国不讲其他条件，只要押回张仪。就这样，张仪成了楚国的阶下囚，吉凶难卜。

眼看就要大祸临头，张仪急中生智，用金银珠宝买通了楚王的夫人郑袖、幸臣靳尚，在他们的交替撺掇下，楚王放走了张仪。对此，司马迁在《史记》里感慨：“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

三国时，诸葛亮、庞士元被誉为“卧龙凤雏”，唐代则把万荣的薛收、薛德音、薛元敬叔侄三人称为“河东三凤”。其中，薛收最具才干，名望颇隆。

薛收年轻时隐入首阳山，后被唐相房玄龄发现，力荐为秦王李世民的幕僚，随军出征、掌管文诰。他才思敏捷，檄文倚马可待，一气呵成，布告天下。秦王十分欣赏他的才干，封其为汾阴县男。

王通，世称“文中子”，是彪炳隋唐的一代大儒。他设教河汾，学说精妙，著作丰厚，桃李满天下，房玄龄、魏征、李绩、李靖、陈叔达、薛收等，皆慕名而至，成为他的门生，芸芸学子不下千人。唐诗人皮日休在给王通撰写的碑文里，赞誉其“较其道，与孔孟实不相戾”，与战国的荀况、扬雄、李耳（即老子）、庄周（即庄子）等并列。后世的《三字经》则简而言之，盖棺论定：“五子者，有荀况，文中子，及老庄。”

王通生前尽铸辉煌，声名大振，逝后仍英灵不泯，浸润人心。传说，有一伙盗墓贼掘开了王通的坟茔，只见里面空空如也，一无所获。而尸骨瞬间化为神气，冲天而去。消息传开，人们便把当地的村庄，改名为“通化”，寓意圣贤是从这里羽化升天的。

在王通的教诲和以身作则之下，王家一门才俊辈出，文华四射。其兄王度，隋大业年间为御史，参与修撰《隋书》，曾任芮城县令，著有传奇小说《古镜记》。其弟王绩，隋时任秘书省正字，唐初为太乐丞，亦是著名诗人，其诗作有五首入选《唐诗三百首》。王通的两个儿子王福郊、王福畤，都很有学问。福畤曾任雍州司功参军，他的三个孙子王勃、王勔、王勮，皆善诗文，人称“王氏三树”。

尤其是王勃才华横溢，大名鼎鼎，素有“初唐四杰”“少年才子”之誉。他诗作甚丰，名诗如山泉涌出，不断流向远方。那年，他途经南昌，有幸参与了阎都督为滕王阁落成而举办的一次盛宴。他以神来之笔，一气呵成了《滕王阁序》，压倒群儒，语惊四座。“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句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千古流传，无人能及。

山河形胜，天赐宝鼎，人文兴盛，快乐一生。实乃万泉之幸，荣河之荣。

编辑：陈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