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光存

临猗县峨嵋岭东边一带，农村方言中，都把母亲叫嬷。为规范表述，文中称母亲。

绰号，即“诨名”，也叫外号，它不是法定姓名，而是在生活这部活剧里，大家给贴的“特殊标签”。绰号的特点是形象传神、俗中有雅。正能量的绰号，是社交的“破冰器”，喊一声，瞬间拉近距离。

刚解放那阵子，在村人认知里，跑得最快的就是汽车。母亲年轻时走路快、割麦快，这“两快”远近闻名。于是，同辈中爱开玩笑的人，便送了她“汽车”这个诨名。母亲性格孤僻，不爱和人说笑，所以，这个诨名只在少数熟络的同辈中流传。年轻人畏惧母亲的严肃，是不敢随便喊的。

母亲的大名叫啥，小时候我也不知道。巷里有人喊她“汽车”，有人叫她“北巷”，也有人叫她“六嫂”，族里晚辈唤她“六妈”。我们家族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母辈都以娘家的村名或巷名代称，不直呼其名。后来我在家里翻出一个小黄皮箱子，里面有父母两张选民证，才知道母亲大名叫张好看。

母亲属羊，生于1931年。她年轻时的模样，我一直记得。母亲广额丰颊，地阁方圆，表情严肃，不善言辞。她中等个头，身材微胖，肩宽背厚，给人一种力量感。她平时总穿一身黑布中式有襟上衣，一条老式黑裤，裤脚常年绑着裹腿，一双圆口土布黑鞋。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妇女的普遍打扮。她唯一的好衣服，是那件浅蓝色有襟上衣，只有去娘家、赶集或参加红白事才舍得穿。这件“礼服”她穿了十来年，搭配一块浅蓝印花的大方巾作为头饰。这个印象，如刀刻般印在我脑子里。农业社那会儿，父母两个强劳力，辛苦一年分红才一二百元，却要维持全家一年的生计。到了晚年，我媳妇给她买过许多新衣服，穿着才不再那么单调。母亲感慨地说：“现在的光景和以前比，真是差得天和地，我也不枉活这一辈子了。”

母亲性格耿直，不怒自威，孩子们都有点怕她。我家老屋有棵苹果树，每到秋天红艳艳的果子挂满枝头。母亲指望着把果子卖了换零花钱，所以看得很紧。她在树下用枣刺围了一圈，防止小孩乱摘。只要母亲在家，小孩子们再馋也没谁敢动。但她一外出，果子总要丢上几个。她发现后总要叨叨我爸：“你惯得下孩没个样！果子没熟就糟蹋完了。”

农村女人闲暇时，爱凑在一起聊家常。她偶尔在巷头闲聊，总是说别人好话，从来不说一句是非话。她提起家事，不是夸我，就是夸我媳妇。想从她嘴里套出一句家丑，没门！我结婚几十年，婆媳从没有高声说过一句话，我从未为婆媳矛盾伤过神。母亲常对我讲：“自家疮，自家养，别跟外人讲。”母亲的嘴很严，在外人面前，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她极有分寸。她这个优点，我打心里佩服。

母亲之所以能有“汽车”这个诨名，缘此她的“两快”。

第一，是走路快。她走路时目不斜视，两条腿像上了发条，始终保持着快走的姿态。农业社上下工，人们成群结队，遥遥领先的那个，多半是她。小时候随母亲去罗村我舅家，她手里不是挎个蓝花布包袱，就是挎个带盖的小竹笼，两腿“嗖嗖嗖”迈得飞快，我得一路小跑才追得上。我家在孤山脚下的马家窑村，往南五里是罗村。过去两村之间，是弯弯曲曲、坑洼不平的乡村土路。去时下坡，不费劲，回来全是上坡，我一路追赶，常把自己搞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反观母亲，提着东西，走得飞快，气也不喘。姥爷家对我诱惑力极大，隔三差五就去。姥爷家是一个大窑院，家门前有个小池塘，他把家里离池塘近的几分三角地，围成了一个果菜园。一入夏，时令瓜果蔬菜源源不断。每次我和母亲去罗村，都是满载而归。

第二，是割麦快。当时农业机械稀少，收麦全靠人割。割麦最怕什么？怕腰疼。生产队割麦，五人一组，一人领镰“带下腰子”（捆麦子的麦秆绳），左右各配两人叫“挎翅”。母亲就是那个领镰的把式。到了麦田，她把麦行一数，每人一耧三行。母亲在中间领镰，一袋烟工夫，就把两边“挎翅”的人甩下十几米远。一般人割麦都腰疼，割几把就得直腰歇口气，母亲割麦腰不疼，力气也大。二百米长的一畛地，她最多直两次腰。常常是她已割到地头，两边“挎翅”的人才割了一多半。她割到头，回头把两边地头横种的麦子顺手割了，才坐下缓口气。等两边的人气喘吁吁割到头，还没缓过劲，她又折回开镰了！同组的人急得直喊：“‘汽车’，你要把我们累死！”

不料，母亲的“汽车”绰号，在1978年给“注销”了。那一年她48岁，经常肚子疼。“五一”放假我回到家，见她肚子疼得厉害，便用自行车带她去北景公社医院看葛大夫。看完病开完药，葛大夫临别时叮嘱：“小心，你的腿有毛病！”母亲听了很反感，愤愤道：“我的腿好好的，有啥毛病！”葛大夫见她愠怒，便没再吱声。

我们骑车往回返。快进罗村，有一段下坡带拐弯的路。我骑着自行车，似乎感到车轮碾压了一个小石子，车子很平稳。我骑出十几米远又要上坡，忽觉车子好轻，扭头一看，大事不好！母亲不知何时被摔到了地上，我竟浑然不觉。我慌忙返回，她已蹲在地上起不来，脸上滚着汗珠，一副痛苦的表情，手按在大腿根部，疼得直不起腰。那时正是农村饭时，大约九点钟，路上空无一人，太阳火辣辣地烤得人心焦。母亲倒在半坡，车子撑不住。她身量重，我扶着车，抱不动人；抱着人，又扶不了车。突然的惊吓，加之又急又热，擦汗时手一抓，右耳朵上边竟掉了一缕头发，摸着有铜圆大小一块油光的头皮。正当我束手无策时，恰好我村姑娘嫁到罗村的胡列路过。她帮我扶住自行车，我才费劲把母亲抱上后座。路过罗村卫生所，让谷医生先看看。他说：“可能是髋骨颈骨折，得去县医院拍个片子。”那时我俩又饥又渴，母亲疼痛难忍，我只能用自行车推着她先往家里赶。一路上坡，后座又载人，自行车的头直往上扬，我趴在车把上，艰难地推着走。到家时，脱下湿透的衬衫，一拧，水哗哗地流，像刚洗过一样。

事后，有人对母亲说：“葛大夫会看邪病，人家看出问题提醒你，你还怼人家！”母亲叹道：“命中注定，该有这一难！”在家里准备了一些食物，父亲借了些钱，我带她去县医院治病。那时县医院骨科还不行，做不了大手术，只能把骨头对齐，外部固定，让回家静养。医生交代：“买一截犀牛角研成粉，天天喝，骨头长得快。”我托人买了两寸犀牛角，用刻字的钢板每天磨粉让她喝。卧床四个月，母亲终于能下炕走路了，但右腿比左腿短了一点，成了跛子。我在她右鞋底钉了一层厚胶皮，跛幅虽然减弱些，但走路速度，一下子从“汽车”变成了“牛车”，地里的活，再也干不动了。

1981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再靠工分吃饭了。父亲一人种地，周日我回去搭手，夏收秋种农忙时请几天假。母亲料理家务、喂牲口，日子比以前大有起色。下地干活是母亲的长项，针线活却是她的短板。她年轻时有手抖的毛病，做针线活很费劲。改革开放后，日子好了，衣服鞋袜都靠买，母亲便彻底放弃了针线活。此后，在漫长的岁月里，白天大部分时间，她独自在家。寂寞的日子是难熬的，但母亲有她排遣的办法。

姥爷是个文化人，从小教母亲识字看书。在同龄人中，母亲也算有文化的，能看《林海雪原》小说，会唱大段大段的老戏，跟姥爷学了不少民俗。

家里藏粮多了，老鼠便来祸害，她开始养猫。母亲前前后后养过四只猫。她把猫当小孩养，抱在怀里宠；喂猫时，她先把馍嚼碎再让猫吃。她一会儿高声嚷猫，一会儿又逗猫，与猫说得好热闹。邻居串门，隔着门听见家里说得好热闹，还以为有客，推门一看，原来是她在和猫说话。我家的猫，只只膘肥体壮，毛色油亮。

人说“猫是奸贼，狗是忠臣”，猫常往外跑，可我家的猫个个死守在家，从不外逃。她还有另一个嗜好：看电视、听收音机，独自在家唱戏。家里的电视机看坏了三个，收音机、录音机用坏了好几个。忙碌的人体会不到寂寞人的煎熬。真正能熬过来的人，既不与寂寞为敌，也不因寂寞消沉，她会用属于自己的方式，把寂寞赶走。

母亲的“汽车”绰号，早已随着岁月的风飘散了。两扇大门，隔绝了她与外界的热闹，却让她活成了一个精神富有的自己。后半生，一个“静”字疗养了她的身心。静，让她从“汽车”的喧嚣中退场，驶入内心的深巷；静，让她的慎独与自娱，成为疗愈心灵的良药。2010年，她在八十一岁那年静静地走了。

母亲这一生，从“汽车”到“牛车”，从风风火火到安安静静，走完了漫长的人生旅途。她不是被生活磨去了棱角，而是事故让她变速，把命运的颠簸，驾驭成了余生的从容。如今，那辆“汽车”早已入库，但她留下的辙印，依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消失。

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