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文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多少往事在记忆里云消雾散，可有一把伞，一把破旧的红油纸伞，却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那是66年前的夏天，我在运城师范读书。一天，我到赵邦正老师办公室向他请假回家。赵老师是当年的“红旗”班主任，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住在“12间楼”一楼的最东边，房间十分简朴，除了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别无像样的物件。屋子空荡荡的，唯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东西，那就是立在门边墙角、赵老师雨天常打的一把裂开口的红油纸伞。

请假很快得到批准，告别赵老师，我转身准备离开，他却叫住了我。他指着门角的雨伞，气喘吁吁地说：“回家带上它吧。”他一边咳嗽，一边用瘦削的手将伞递过来。我知晓赵老师身患肺病多年，肺部已出现空洞，身体孱弱，经不得风吹雨打，他离不开那把雨伞。尽管我再三推辞，可赵老师还是把伞硬塞到了我的手中。

那是一把历经风雨已黯然失色，但骨架依然硬朗的伞。

离开学校，我左肩挎着母亲缝制的白包袱，右手握着赵老师临别递给我的那把伞。在那个年代，一把带着桐油味的油纸伞，不是寻常人都有的。那天，我撑着伞走路还真有点不习惯，尽管伞不那么完好，但仍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面”感。当然，脑际里影像最多的，还是赵老师那衰弱得常常躬着腰的身躯，和他虽然病魔缠身仍时时关爱学生的慈祥面容。

夏日的天气，说变就变。我从芮城县城下车不久，突然狂风大作，黑云密布，电闪雷鸣，天地一片昏沉。远处的山没了，树没了，近处的村落也渐次模糊起来。路上行人都加快了脚步，我也跟着跑了起来。当我跑到南磑村时，瓢泼大雨顷刻间铺天盖地而来。我害怕赵老师的雨伞被狂风撕烂，急忙躲到巷道一个大车门里。

暴雨大约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风定雨住，我又开始上路。那时的路已经不成其路，全是滚滚而下的洪水，俨然一条骤然形成的汩汩滔滔的小溪。我顺着水路踏着浪花，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走，及至石门村东，那里已是一片汪洋，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田。我凭着记忆和大致方向，在齐膝深的水地里，艰难地一步一步向前挪动。时近黄昏，周围全是水，远近不见人踪，连鸟也躲在巢里，空旷里还真有点孤独、凄凉。在水中走得时间久了，水的波浪让人一阵阵眩晕，我担心跌倒，将伞插住地，定定神。就这样走走停停，一直挪到水边，踏上了一小块显露的草地，我拄着伞松了一口气，往东远望，已能见裸露的红土地。

我真是喜出望外，尽管眼前的水面有两丈多宽，但同身后走过的水面相比，已不算什么。回家心切的我，迈步向前，不料一个趔趄，连人带行李被冲下了水。来不及反应，握伞的右手顺势前伸，雨伞被突然打开，借助风力，一下子把我拽出水面。从跌下水到被伞拉出水面，只一刹那，我一点没觉得害怕，可实际上已是同死神擦肩而过。

几天之后，我随父亲到石门去赶集，路过落水地点，才看清这里是一条宽两丈、深一丈多的地下排洪大渠。那天暴雨突来，山洪顿发，渠水满满当当漫过堤埝，与堤边积水连成一气，已分辨不出哪是渠、是路、是田。在我落水处下游三四十米，大堤还决了口，洪水从三丈高的崖上奔涌而下，崖下已冲刷出一个大坑。目睹这般凶险，我不禁后怕起来。要不是那把伞，我或许会在大渠里被山洪淹没，或许会在悬崖下跌伤丧命。谁能想到，赵老师执意送给我的那把裂了口子的红油纸伞，竟救了我的命。

我感谢、怀念那把裂了口子的红油纸伞，更感谢、怀念那把伞的主人——我的恩师赵邦正。

编辑：陈雁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