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峰

郭昊英，1963年生，芮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运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和芮城县文联主席、作协主席，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累计发表诗歌400余首，小说、散文、评论60万字，新闻及报告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出版中英文对照诗集《郭昊英短诗选》、散文集《并非虚构》、长篇报告文学《魏风新篇》等。

问：1985年您开始文学写作，最初的诗歌冲动来自哪里？

答：1980年，我上高中时就在《山西青年》发表过一篇散文，但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它应该是作文层面的东西。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从1985年开始，我已经摆脱对文学的不自觉冲动，开始把文学作为艺术创造来对待了。

离开家乡到城市求学后，也就是说站在家乡之外回首家乡，家乡便有了情味儿，有了诗意。那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发呆，想几百公里外家乡的样子，想村里的人和事。家乡已经不是家乡，而是深深根植于脑海中的表象。对家乡所有的爱，都归结为对家乡人的爱，这便是我最初的灵感。它来源于对家乡芮城的思念，对农民和庄稼骨子里的爱，既是生命体验，又是深爱家乡这片土地的情绪。

也就是说，文学来源于生活，但文学绝不是生活。当你和生活产生距离后，生活才能以虚的方式再现，再现后的生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和诗。

问：您的诗中常有古魏遗址、永乐宫等历史意象，您如何感受历史的循环与发展的线性在您生命中的对撞？诗歌是否为您提供了一种超越线性历史、重新联结过去与未来的特殊时空？

答：我一直认为，所有作家诗人，无论走多远路，写多少文字，其实一辈子都在写自己18岁前的记忆。儿时的天很高，地很大，路很长，时间很慢。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时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经验都是新鲜的，没有重复的，同时也是最深刻的。成年后，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很小、很快，那是我们已经在经验基础上开始剔除重复，只追求新的体验、积累新的经验了。如此一来，我们的生命体验和认知生活便呈加速度发展。

至于我作品中的芮城元素意象，如何在历史的循环与发展的线性之间实现对撞和重构，这要归结于我后来又回到了芮城。站在芮城之外想芮城和重归芮城后融入芮城，应该是一种打破、重构之后的升华。热爱芮城是我骨子里的“就恋这把泥土”情结，而诗歌为我提供了一种超越线性历史、重新联结过去与未来的特殊时空，也为我热爱芮城提供了最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荣辱与共已经成为我和芮城之间达成的一种终生默契。

问：在传统汉语韵律与现代自由体之间，您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

答：艺术创作重要的不是犀利的攻势，而是要学会控制与克制。诗歌创作也一样，把你想说的话，想告诉人的东西憋回去，然后以遵循美学原理的字句表达出来，同时又不留任何雕琢痕迹。如此，诗意的控制、克制，诗语的控制、克制，意象的控制、克制，诗才能收放自如，凸显张力。

传统诗词的格律就好比键盘乐器，现代诗则好比弦乐器，前者规定严格、技术性强，后者自由空间更大、更灵活，前者靠韵制造乐感美，后者靠势制造气蕴美，二者皆为律动，诗美效果殊途同归。

无论传统汉语韵律，还是现代自由体，你认为哪个好使，就用哪个。至于我本人，最初是从学习格律诗开始的，后来觉得现代自由体诗更能舒展自己，于是便以此为主，或者干脆放弃了格律诗写作。不过，我还是要感谢自己学习格律诗阶段所形成的炼句习惯，我的脚步一直都在自由的空间，做最严谨的行走。保持放而不纵，应该是我诗歌存在的形态。

问：您坚持“在场”写作，但最深的苦难往往沉默。您认为诗歌的语言能够抵达那种沉默的核心吗？

答：“在场”写作的重要性就在于，既要从基层、从现实生活中，打捞最鲜活、最甜美的笑声，又要沉下去，以平民视角，关心民瘼，反映失语者的心声。这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每一位作家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多少年来坚持“在场”写作的一贯作风。

诗歌的语言是完全可以抵达沉默核心部位的，但诗歌语言的特性决定了诗歌所呈现的，只是一种情绪，感染读者的也只是一种感受。诗歌的语言虽为间接的、暗示的，但却是隽永的。这方面，草根诗人的作品更具有发言权。

问：在青少年中推广现代诗，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

答：我一直倡导文学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文学能够启智，诗歌传递审美意识，这便是我经常走进中小学校园讲诗歌、讲写作的初衷。

诗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对于青少年作现代诗推广，最有效的方式是唤醒一种冲动。每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本身都是一首诗，不写一首诗的青春不是完美的青春，不管他们写得如何，只要写一首，就不枉青春年少好时光。

相信，诗性唤醒所带来的激情与冲动，必将成为一代人创造未来的动力所在。

编辑：王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