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文化学者 王鲁湘

忠与孝大多源于血缘亲情和社会体制赋予的固有义务，是与生俱来的责任，无需额外立下约定。而“义”则不同，它是超脱血缘亲属关系之外，人与人之间主动许下承诺、自觉付诸实践的责任与道义。关公一生辗转漂泊、历经坎坷的人生经历，与古代大批背井离乡的流动人口命运相契合，极易引发漂泊群体的情感共鸣。当人们远离宗族故土，脱离家族伦理和官府律法的直接约束，“义”就成为维系人际往来极为关键的道德纽带。

刘关张桃园结义，便是“义”最经典的范本。三人没有血缘羁绊，却彼此包容、赤诚信任，坚守共同理想，愿意为这份情义舍弃财富、功名，甚至牺牲身家性命，这份情义不带功利算计。在三人之中，关羽践行盟约最为彻底，兼具正义、情义、信义、忠义，被后世称作“义绝”。“义”代表着不计较利害得失，超越家庭与国家层面的个体道德担当。无论是平民、商贾，还是江湖社团，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够在关羽身上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道德参照。这便是关公能够跨越身份、广受崇拜的根本缘由。关公崇拜的盛行，表面是对一位历史武将的敬仰，本质上折射出的是中华民族对“义”这一至高道德理想的由衷推崇与精神向往。

编辑：王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