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丹凤 游映霞

10月16日晚，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媒体见面会在运城深航国际酒店举行。在媒体代表提问交流环节，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新华社山西分社等媒体记者围绕公共考古、数字考古、考古年代学、中外考古合作等话题提问，相关专委会代表逐一回应。以下为问答摘编。

公共考古：从单向科普走向双向参与

●近两年，公共考古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变化有哪些？这些变化对考古事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晓琨：

公共考古事业发展出现几大重要转变：机构建制化，由单向科普转为双向参与，传播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立足地方考古资源推进本土遗产传播。这些变化有助于夯实文物保护的社会基础，推动学术成果通俗转化，拓展考古社会价值，促进考古和教育、传媒、数字领域跨学科融合。

●近年来，考古遗址公园、文博机构等展览展示备受公众关注与追捧，如何评价社会上的“考古热”“文博热”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晓琨：

对“考古热”“文博热”要辩证看待。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提升了公众对遗址公园、文物展览等的关注度，为考古成果传播、全民文物保护意识提升打下良好基础。但热潮背后也存在部分内容猎奇化、自媒体二次加工带来舆情偏差等问题。专委会提出，要坚守学术底线，把大众热情转化为理性文化认知与遗产保护自觉。

数字考古：技术迭代改变研究逻辑

●从1926年李济先生用纸笔、标尺创立“三点记载法”，到今天AI、遥感、高精度测年等技术应用，技术迭代给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逻辑带来了哪些改变？这些前沿技术在考古一线工地的实际普及和应用情况怎么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建国：

李济先生提出的“三点记载法”，与后来考古现场探方记录方法有相似之处，但不能简单等同。二者共同的核心，都是以固定基点为原点，按水平方向、垂直方向等坐标记录遗迹和遗物的空间位置，尽可能完整保存遗存的空间与构件信息。这说明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重视田野记录。

从技术手段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考古测绘还在相当程度上沿用平板仪等传统方式，精度和效率有限；90年代至2000年前后，全站仪引入考古现场，操作方法和记录精度发生很大变化；2010年以后，多视角三维重建在考古学界应用并较快推广。近些年，无人机拍摄、遗址三维重建与区域数字化采集相结合，为观察遗址周边环境、分析人地关系提供了支持。我们运用这些技术分析了江汉平原、长江中游乃至下游的很多史前考古遗址。有专家提出，中国先民早在6000年前、5000年前就已适应并改造环境，特别是对水资源进行改造，较好适应了气候变化，推动了长江文明的诞生和发展。

在一线普及应用方面，全站仪、无人机、多视角三维重建等技术已在全国考古现场较快推广，成为重要的记录和分析手段。近年来，人工智能在考古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多，考古学界已深刻认识到，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未来应用会越来越深入。总之，考古学界对新兴技术持开放态度，兼收并蓄，推动考古工作高质量发展。

考古年代学：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坚实支撑

●本届大会上，专家学者分享了光释光测年、单体氨基酸测年、碳-14测年等新技术，可对过去难以测年的陶器残留物、石制品等直接定年。这些测年技术的突破，会不会对中华文明探源有较大助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吴小红：

答案是肯定的。考古学年代体系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地层学和类型学构建的相对年代框架，另一类是由自然科学技术方法构建的绝对年代框架。绝对年代必须建立在可靠的相对年代框架之上，才具有真正的考古年代学意义；如果脱离地层关系和类型学序列，孤立的绝对年代数据很难解释考古遗存。

正因如此，攻克陶器、石器等遗存的直接测年问题十分重要。陶器、石器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往往具有较好的地层关系，又因人类活动而形成一定的类型学序列。对陶器残留物等开展直接碳-14测年，并结合光释光测年等方法测定石制品埋藏年代，可以把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紧密结合，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坚实的年代学支撑。

此外，残留物分析还能提供陶器、石器使用功能以及人类资源利用，特别是食物资源利用方面的精细化信息。在此基础上开展测年，可为解释相关人类活动和行为提供可靠的直接证据。因此，这些方法创新对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具有很大助力。

中外考古合作：从单项发掘走向全链条合作

●我们与国际社会的考古合作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未来的趋势或方向是什么？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魏峻：

从合作方向看，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合作考古发掘，主要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和文明互鉴两大主题展开。陆上丝绸之路方向主要围绕中国新疆及中亚国家开展合作，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实施了大量中外合作考古项目；海上丝绸之路方向，在斯里兰卡、印度、沙特以及南非等地开展的相关考古工作也取得重要成果。文明互鉴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洪都拉斯科潘遗址、秘鲁卡拉尔文化相关遗址、印度河流域印度河文明相关遗址开展考古工作，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在埃及开展水下考古项目，上海博物馆参与埃及孟菲斯相关考古发掘等。这些项目不仅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也关注世界其他地区主要文明的发展，视野越来越宽广。

二是合作研究。除联合发掘外，资料整理和合作研究更为广泛。一些项目虽未参加前期发掘，但中方考古机构、文博单位参与了后期资料整理与研究，如琉球考古合作、越南升龙皇城、泰国阿瑜陀耶等相关工作。

三是综合保护项目。近年来的合作还包括柬埔寨王宫遗址、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等发掘与保护项目。这类项目已不只是单项发掘，而是向立体化、整体性保护延伸。

从特点看，一是从早期偏重考古技术输出，转向全链条、全学科合作，覆盖考古发掘、研究阐释、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二是参与主体日益多元，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国家队”之外，十余家高校以及陕西、广西、四川、河南等地的考古机构和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博物馆也积极参与；三是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前沿学术话题研究，在人类起源、人类扩散、南岛语族、农业起源和文明比较等领域提出中国观点；四是人才培训被纳入相关工作计划，既推动高校研究生参与境外考古发掘和国际化学术讨论，也把合作国考古人员培训纳入整体工作安排。

【记者手记】

一场媒体见面会，折射出中国考古学开放、融合、走向大众的四个维度：公共考古需要把公众热情转化为理性认知，数字技术需要更好服务田野记录与文明阐释，年代学突破需要把“绝对年代”牢牢建立在“相对年代”之上，中外合作则需要从单项发掘走向全链条、多主体、重人才的新阶段。考古成果只有被准确阐释、有效传播，才能更好走近大众、走向世界。

编辑：王萍